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与传统劳动生态深度碰撞融合,全面重构了劳动技能、劳动过程和职业形态。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职业教育理念存在工具化倾向、职业技能培养滞后、学生主体地位受到智能技术冲击等问题。据此,提出“人工智能+职业教育”发展路径:构建人本导向的智能化育人体系;打造高适应性的韧性培养模式;打造产教创新平台;完善智能驱动的终身学习支持体系。
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改革进入纵深阶段,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础,在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少而精”的中等职业教育是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定位的改革探索。回应人口变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提高中职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是出台“少而精”的中等职业教育政策的逻辑起点。然而,当前举办“少而精”的中等职业教育可能导致高中教育阶段职普发展不协调、加重中职学校“升学主义”倾向以及削弱县域职教的兜底功能。为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中等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推动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优化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布局,调整中等职业结构;内部外部协同发力,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
全面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也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提质增效和民营经济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通过场域理论厘清了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的价值向度;借助科塞冲突理论揭示了两者在融合发展中存在专业滞后产业发展、办学主体定位漂移、资源配置仍需优化、社会认可亟待提升等现实境遇;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从“适应、目标获取、整合、模式维持”四个维度,探寻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路径,构建一个相对成熟的融合发展模式。
培养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是服务国家战略、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撬动职业教育变革的力量。我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现实问题,诸如顶层设计供给不足、政策乏力,培养标准亟待确立;校企衔接貌合神离、权责模糊,利益分配尚待调节;专业认证主体缺位、标准缺漏,认证效能有待提升等。德国、英国、美国三国工程师培养立足国家战略所需,推行协调适切的育人机制,注重产教有效融合,完备专业认证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此,我国可以汲取有益经验,强化制度保障建设,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打造凝聚多方力量的育人生态及优化现场工程师质量评价,以培养契合企业和社会需要的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培育的关键载体,其服务效能提升成为破解乡村发展瓶颈的重要议题。文章分析了乡村多功能的理论根基与内涵新解,以及乡村多功能与职业教育的使命迭代。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进程中,职业教育在个体发展、经济适配、社会治理等维度仍面临诸多挑战与瓶颈。据此,提出构建“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产业服务能力提升—社会功能拓展”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框架,旨在促进职业教育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耦合,形成长效机制。
黄炎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研究黄炎培的生平事迹,能够深刻理解他作为伟大教育家的精神追求。本研究以黄炎培自述《八十年来》一书为主要研究资料,采用质性文本分析法,以教育家精神的六个维度为分析框架,探讨其精神内涵。研究发现,在价值维度上,他以“匠心独运的育人智慧”重构传统育人范式,以“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确立“唯有教育才能拯救中国”的思想;在实践维度上,凭借“身体力行的躬耕态度”积累丰富的教育经验,以“高洁坚贞的道德情操”树立师者典范;在人文维度上,其“宽广无垠的仁爱之心”彰显教育家的情感温度“,笃行不怠的弘道追求”印证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发扬教育家精神,要求职业教育工作者以师德师风为根本,坚持立德树人;以实用主义为抓手,发挥育人智慧;以躬耕态度为基础,强化实践能力;以教学理念为引领,提升教学水平。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举,也是推进职业教育教学变革与人才培养转型的创新之举。基于共生理论,厘清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内涵与外延,由此界定团队在组织结构、合作方式与运作机制等方面的特点,并进一步明确团队共生发展中存在的个体与整体利益、制度与文化、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冲突。据此提出,在行动支持上,遵循以人才培养实践为发展目标、协同共同体建设为抓手、专业建设为驱动、制度支持为保障的行动逻辑,通过技术赋能团队的共生发展。在实现路径上,从组织吸纳视角出发,以追求卓越的组织目标作为方向,用和合共生的组织价值观凝聚共识;以校企“同频共振”的组织结构凝心聚力,用全生命周期的组织规范保障团队内外部的共生共长,继而为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共生发展提质增效。
数字技术是数字化时代助推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培育乡村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也是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完善数字乡村建设战略布局的必然选择。数字技术赋能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为教育平台从“有边界”转向“无边界”、育人机制从“单向度”转向“多向度”、教育环境从“空间性场域”向“存在性境域”、教育治理从“垂直化”转向“网格协同化”。在行动路径上,从搭建农村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机制、培育数字化新型职业农民与涉农科技人才、完善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克服城乡数字鸿沟引发的“治理陷阱”等方面着力,持续优化内外部联动的实践路向,驱动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职业院校“随企出海”在助力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开发中国特色职教办学模式、形成职教品牌和标准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构建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四螺旋”校企合作实践样态。新阶段面临新挑战,如何更高质量地在跨国境、跨文化、跨领域等多因素套嵌的复杂环境中发挥职教作用,是教育强国背景下高职院校亟待破解的课题。通过多案例研究发现,应多元协同合作主体以打造供需适应新样态,多维拓展合作目标以强化命运共同体理念,螺旋递进构建合作运行常态机制,以及多方联动形成系统性保障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对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推动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制度变迁历经多个时期。基于多源流理论,对该省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之窗”三次开启的分析表明,该省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制定受国际教育与移民问题的影响较深,国家战略、关键报告是影响该省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之窗”开启的政策源流,多元文化主义、社区中心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分别在一定时期成为促使“政策之窗”开启的政治源流。我国在制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时,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合力;可激发企业等主体的智库潜力,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贯彻落实教育强国新思想,将其融入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置、技能培养等环节。